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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国开始在政策上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建设，同时把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配置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但是我国的社会转型至今仍然没有整体性的制度设计，没有像经济转型那样形成明确的经济体制。虽然‘单位制’的社会福利供给制度快速退场，个人越来越走向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使个人在公共物品需求上脱离对国家的依赖。我国社会建设亟须在体制机制上有大突破。”在12月10日于清华大学召开的“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友梅率先发言。
“我国正面临着以怎样的新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当下历史阶段的社会再组织问题，这是社会建设的大问题。”李友梅认为，在上海等各大城市，过去10多年中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既不是传统‘单位制’的当代再造，也不是一元行政管理体制的简单膨胀。当前这个模式还在继续转型，新的探索已开始深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中央要求上海走出符合中国特点的特大城市社区党建的新路子。上海正在思考深入探索社区党建创新如何升级的问题，探索党建工作如何引领特大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及其共同作用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提出，要推进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影响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另外一个就是当纵向秩序的机制体系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如何建设一个纵向、横向结合联动的秩序整合新框架和规则。”李友梅说。
北京大学教授马戎认为，讨论我国的社会治理和社区建设，必须考虑民族因素这个维度，要密切关注各族群地理居住模式的转变，通过东部沿海省区各级政府的具体工作，努力为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就业、定居创造条件，同时在西部也创造一个能够更好地吸收汉族流动人口的社区环境。只有各族居民混合居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彼此交往，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彼此尊重各自的信仰和生活习惯，我们的社会才能持续增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和祖国的向心力与政治文化认同。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大鸣指出，人口流动改变了我国人口分布最基本的格局。以珠三角地区为例，该地区现在除了本地人，还生活着大量外地人。不少城市已从传统的地域性社会向移民社会转变，过去的“熟人社会”也开始瓦解，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尤其在当下，“我国正从一个移民输出国变成移民目标国”，中心城市已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群聚居，但我国还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些人群，行政体制大大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2016年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清华-友成社会创新中心等6家单位共同发起举办。尽管会期只有短短一天，却有29位国内社会学相关领域的重量级专家学者坦率地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出席会议并指出，“社会治理与社区研究”这个议题在当前学术领域及政策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他向与会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研究关注：当下社会学者正在进行的社区实验、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社区建设、大数据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和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在主题演讲中首先肯定“中国社会学自恢复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学科建设上实现了中西融汇，尤其是在社会学本土化方面贡献良多，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的创新之路。李强认为，“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对于社会学理论有创新的意义。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来激发“社会活力”，这是今天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重要的渠道。他还谈到当前社会学界所进行的社区研究与社区实验，对本次会议的主题“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并重点推荐了当前清华社会学系的“清河实验”与在北京大栅栏社区开展的社区干预实验。
200多位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者与学生在现场旁听了本次会议。
